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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月亮买马袁仁国:“液体黄金”面前人性何去

发布时间: 2019-10-03

  初夏的茅台镇已经有些燥热,制酒车间的空气中混合着酒糟发酵的味道,热气随着粮食蒸腾上升。

  茅台集团制酒二车间里,十余名工人一组,有的在蒸粮,有的用筢子摊晾拌曲、堆积发酵。短袖、短裤,赤脚,是工人们的共同着装特点。

  他最新的动态显示:2019年9月6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原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仁国受贿一案。

  贵阳市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各界群众及被告人家属一百余人旁听了庭审。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

  据贵州省纪委监委消息称:袁仁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拉拢关系、利益交换的工具,进行政治攀附,捞取政治资本;大搞权权、权钱交易,大肆为不法经销商违规从事茅台酒经营提供便利,严重破坏茅台酒营销环境;大搞“家族式腐败”;转移赃款赃物,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

  至此,这个神秘而颇富争议的传奇人物,在茅台的职业生涯划下了不完美的句号。

  从一线制酒工人做到董事长,袁仁国在茅台集团工作43年,其中掌舵茅台18年,曾率领茅台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烈性酒企。

  他在任期间,上市公司贵州茅台市值一度突破万亿元,茅台集团的营业收入增长48倍,净利润增长68倍。

  袁仁国曾经是茅台这艘巨轮的舵主,土生土长的他有着“酿酒大师”的称号,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茅台集团。

  袁仁国生于仁怀市西南的茅坝镇,和茅台闷热的气候截然不同。他的父亲曾是地方官员,做过仁怀县行政区长,在动荡中受到冲击。

  与哥哥在茅台酒厂一路平步青云不同,袁仁庆骨子里是个文人,在酒厂干了两年酿酒工之后跑去保卫科当了一年保安,最终考上了贵州大学中文系。

  弟弟去上大学了,袁仁国独自留在茅台,从背酒糟开始,先后做过供销、宣传、厂办主任、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厂长助理、副总经理,到1998年,42岁的袁仁国临危受命,担任茅台集团子公司贵州茅台总经理,正式掌舵茅台。

  这一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各地糖烟酒公司无一例外地遭遇了银行贷款危机,并直接导致对茅台酒需求的下降。

  与此同时,陕西省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假酒案,致使国内对白酒的需求一落千丈,原本车水马龙的茅台酒厂一下子变得门庭冷落。

  这一年,茅台全年销售计划是2000吨,而前两个季度的销售量加起来不到700吨,只占全年销售计划的30%。

  他在酒厂各个宣传栏贴出告示:厂里决定在全厂范围内招聘营销人员。共有89人报名,他选了17个人,短期培训后奔赴全国销售一线。

  当年,为了卖茅台酒,袁仁国还给茅台编了句顺口溜:“中午喝了,下午上班不误事;喝醉了,睡一觉就好。”这一句话开启了中国“产品口语化传播”的先河,顺利帮助茅台渡过了难关。

  除了销售端,袁仁国还大刀阔斧在企业内部抓成本控制,推行聘用制,打碎了干部工人的铁饭碗,所有人都成了一年一聘的“临时工”。从生产到销售,茅台焕然一新。

  此外,他还在家亲自下厨宴请各地糖烟酒公司领导,在宴会上,他说,“江湖上有句话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天我请大家喝的是杯患难酒。”

  患难酒喝完,茅台时来运转,售价从2000年的200元/瓶卖到了2011年的2000元/瓶,十年涨十倍。

  茅台供不应求的背后,还有一只由集团另一个重要人物茅台股份总经理乔洪牵头打造的由600家区域经销商、600家专卖店构成的全国销售网。2007年,乔洪因此落马,被判死缓。

  茅台的一位老领导在乔洪案发后曾对媒体评价袁仁国:现在政策上有一些漏洞,可以使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者一夜暴富,蓝月亮买马。而法律却对他们没有办法。

  但袁仁国对自己要求很严,他是把茅台当成自己的事业在做,他把自己奉献给了茅台。

  袁仁国掌管茅台时,白酒市场老大还是五粮液,最终茅台在他的带领下,一步步登顶,成为中国白酒行业传奇般的存在,在股市也被称为“股神”,总市值稳坐万亿元。

  2001年,贵州茅台上市,袁仁国也被任命为贵州茅台的董事长,贵州茅台由此进入“袁仁国时代”。

  那一年,贵州茅台的市值为92.53亿元。与之相比,五粮液的市值是其两倍,已达193.64亿元,两者地位相差甚大,五粮液依然是白酒市场当之无愧的老大。

  贵州茅台坐上中国白酒之王的宝座,是从2005年净利润首次超过五粮液开始慢慢确立的。

  2005年,茅台的销售收入为39.31亿元,五粮液的销售收入则为64.19亿元,超过茅台25亿元之多。但是,从净利润来看,茅台当年的净利润达到了11.19亿元,而当年五粮液净利润只有7.91亿元。

  2006年初到2007年10月,不到两年时间里,中国A股上演了一轮由“股权分置改革” 引爆的大牛市,上证综合指数从1000点附近启动,一路上涨到近三十年历史的至高点 6124,至今未再触及。

  袁仁国把茅台酒包装成为了高端、大气、爱国的象征品,再加上公款吃喝的泛滥,使得茅台利润猛增,并推动了它的股价猛涨。

  温和酒业肖经理说,袁仁国是一个对官很迷信的人,很依附官,相信大官办大事。过去,茅台很多销售体系都是官员的家属,他们轻松拿下了公务消费市场,帮助其超越五粮液成为行业老大。

  2012年,在限制“三公消费”背景下,茅台价格发生下滑。袁仁国带领茅台从公务消费市场,向商务消费、个人消费及休闲消费市场迈进。等到2016年,茅台的公务消费占销量已经从超过30%下降到1%以下。

  后来,袁仁国曾在央视反腐纪录片《永远在路上》节目里说,“是反腐拯救了茅台,茅台的公务消费占比由之前的30%以上降到不足1%,已经成功由公务消费转向大众消费”。

  稀缺、不可复制、保质期长、适合运输交易、毛利率高、抗通胀多种因素让茅台在商品身份之外,多了一重金融产品的属性。当它被作为金融产品疯狂炒作时,利益和腐败的漩涡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8月20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了贵州严查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专项整治的整治效果。其中披露了茅台集团公司原董事长袁仁国利用茅台酒经营权进行政治攀附,捞取政治资本的细节。

  袁仁国长期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攀附权贵、搞政治投机的工具,通过利益输送找“后台”、寻“靠山”,为王三运、王晓光等领导干部及其亲属违规获得茅台酒经营权提供帮助,并长期主动关照他们的经营。

  为了得到王晓光的庇护,袁仁国为王晓光及其亲属批了4家茅台酒专卖店,并经常主动为其增加销售指标。

  此外,袁仁国打算帮助弟弟调入药监系统工作,就给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董穗生办理了茅台酒专卖店。

  与袁仁国有关的“关系店”信息高达数百条,既涉及中管干部、省管干部,也涉及不少县处级、乡科级干部。茅台酒厂所在地的仁怀市,参与茅台酒经营的124名干部中,不少人利用亲戚、裙带关系,通过袁仁国或其妻获取经营权。

  许多一线职工也以跟袁仁国沾亲带故为荣,以能够打招呼、批条子为荣,无心生产经营。在茅台酒厂生产车间,酿酒工人们要顶着高达40摄氏度的高温,汗流浃背地工作。

  看到这种现象,一些员工心里很不平衡,觉得“自己工作一辈子,不如别人炒一单”,“干得好不如关系好”。

  2018年4月,袁仁国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博鳌论坛上。那一次,聚光灯下的他没有忘记放豪言:“我只能说,茅台离伟大企业的距离越来越近。”只这一句话,他就把自己拱上了热搜。

  2018年5月,一场临时的深夜会议让茅台闪电换帅,袁仁国卸任茅台集团董事长、董事、法定代表人及董事会相关职务。2019年5月,在他离开茅台集团第380天后,被贵州省纪委监委“双开”。

  茅台酒的金字招牌下面,围绕着茅台酒的各种违法乱纪的事件也是层出不穷,袁国仁并不是唯一一个因“茅台”倒下的人。

  早在8个月前,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被宣布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成为国家监委组建后,首个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高官。

  在通报中,王晓光被指控“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取巨额利益,向管理服务对象借用巨额钱款谋利。”

  种种迹象表明,王晓光的落马与茅台,这家坐落在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的世界第一大酒厂,纠葛颇深,王晓光曾长期担任遵义市长,喜好茅台。

  据《廉政瞭望》报道,王晓光爱喝酒,且只喝年份茅台。每当有酒局时,他都会吩咐下属,给他准备一箱酒。饭局结束后,箱子里经常还剩四五瓶没有开封的酒。

  据介绍,王晓光几乎每天都有酒局,如此积少成多,大概每个月就能收集到约50瓶好酒。加上有求于他的人送酒上门,他家的名酒堆积如山。

  由此,王晓光做起了卖酒的无本生意。他给相关机构与企业打招呼,办了四张酒类专卖证书,在贵阳开了四家名酒专卖店,交给家人打理。

  报道称,在他落马前的半年内,他老婆将家中上百瓶名贵白酒倒入下水道。据估计,这段时间王晓光夫妇倒掉的白酒价值数十万。财新网在报道中也提及,袁仁国曾为王晓光介绍过一名情妇。

  一位接近茅台的人士告诉AI财经社,2016年茅台集团低调推出一款名为遵义1935的纪念酒,价格不算贵,大约在五六百元左右,口感与官方价格1499的飞天茅台相差无几,“这款酒就是给王晓光出的,里面装得其实就是飞天茅台,后来他一出事这个酒就停产了,现在喝一瓶少一瓶。”

  众多当地人确认了这一说法,这种酒知名度销量都不高,却是茅台当地人以及贵州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的挚爱。

  2019年4月23日上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贵州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受贿、贪污、内幕交易案,被告人王晓光一审获刑20年。

  自他去年5月卸任茅台董事长以来,国酒茅台在人事上就掀起了地震式调整,重要领导全部换血,调整了72名同志。

  李保芳是一个标准的空降兵,既未在仁怀县有过履职经历,也不熟悉茅台酒的生产线。一位茅台内部人士对AI财经社表示,他对李保芳的印象是很严肃,很少笑,官腔重但敢说话,经常在内部会议上即兴发言。

  一次在结束与外部公司谈合作后,李保芳对跟在身边的秘书大发脾气。他很生气,因为秘书跟得太近了。

  2015年8月,李保芳进入茅台集团前,大部分职业生涯在政府机关里。他曾任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省委国防工业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等职务。

  茅源宾馆,是茅台集团接待外来访客的地方,没有茅台集团的盖章,不接待外来客人用餐和住宿。

  入职茅台后,李保芳就住在茅源宾馆。他经常会凌晨两三点召集高层开会。他还很喜欢一个人在厂区散步沉思,一脸严肃。

  一个时代结束了,舞台上的人也要换一茬。最先离开的是李贵胜,这是一位从生产线上“下沙取酒”出身的副总经理,7月,茅台股份公司宣布李贵胜因病不能履职,不再担任茅台股份公司副总经理。

  在这之后告别茅台的是赵书跃,他与李保芳同岁,曾任茅台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现在他的职位分别由王焱和卓玛才让接任。

  最后一位和茅台说再见的是茅台股份副总经理、茅台销售公司董事长王崇琳,他是前茅台股份总经理刘自力手下的11位副总经理之一,早年曾任茅台酒厂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茅台酒厂(香港)贸易有限公司董事、经理等职务。

  回首“袁仁国时代”,袁仁国在为茅台构建的营销策略中,把茅台酒与曾经弥漫的公款吃喝捆绑在一起,使这款深受消费者喜爱的美酒背负了腐败的恶名。

  而袁仁国个人则把茅台酒作为在公权部门拉拢关系,实现利益交换的工具。袁仁国手握的茅台经营权更为他打开了通向以权谋私的大门。

  如今的茅台已经大换血,也希望集团内部能够重振旗鼓,今后踏踏实实搞事业,不要投机取巧,再走“袁仁国时代”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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